我没有发现在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也存在这样的三重对象。

4．德国仿佛是一个例外情况，德国的司法机关以非常严厉的方式打击德国企业实施的国际腐败行为，例如不久前的西门子案。{39} 2．国际反腐败领域对于刑法的分析来说同样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领域

在终极意义上，这一训导的精当毋庸置疑，但在当下意义上讲，如果人们都痴迷于这种箴言，只能被现实世界中法律调整的诸多问题所困扰。而这种民间法则被归为正式制度体系中。尤为重要的是，和人们交往行为相关的物质事实，皆被纳入到制度一规范事实的框架中。[17]二是司法裁判中运用民间法的个案研究，这也在近些年随着我国相关个案的不断产生，引起了学界一定程度的重视{12} 、{13}。如果说在那种社会交往关系相对简单的时代，法律还能勉强地作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在这个人世越来越充满变数的时代，法律的调整，虽不能说捉襟见肘，但至少也是无法自足，于是，人们不得不改变对法的理念认知，来重新圆润有关法的自足性问题，这或许是回应型法这一理念提出的原因。

198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随着我国市场化体制改革的日渐深化，规范经济的使命和要求日渐突出，为解决相关问题，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在我国展开，而学术界对于立法的基本期望，建立在法律移植这一理论上。一个国家普遍有效的法律，只能由国家出面制定，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法学家都应当是为法学事业和法治文明不断开拓进取的思想者和创造者。

但是，面对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现状和法律问题，法学家的法学研究状况不容乐观，他们参与法律实践遭到质疑，不能顺利推进法治进程。法学研究是应该随着法律现象的变化而不断适应的研究活动。从实用主义的视角来看，旧的法律手段如果已经能够解决当前的社会课题，就应该摸索新的方法。[41]只有不断学习，吸收新知，通过这种方式关注人类的发展过程。

  三、法学家的当下使命 在人的概念里包含着这样一个意思：人的最终目标必定是不能达到的，达到最终目标的道路必定是无限的。而如何顺利接轨的问题就毫无疑问地摆在了法学家的面前，但是，相关法学家对于处理国际事务问题的法规缺乏了解，研究更加不够，以致不能坚持应有的原则和立场。

但是，人能够而且应该日益接近这个目标。[11]许章润：《法律、法学与法学家的中国语境》，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意大利诗人但丁有句名言：一旦正义成为尘世的最大威力，世界就有最良好的秩序。这些因素至今未消除，一直影响着法学研究的进程。

[17]前注[1]，费希特书，第41页。纵然，法学语境下，法律始终是一个实然的国家属性的概念。[16]这里，法学家被赋予了管理法律使其产生实效的权力，法学家行使这样的权力必须遵守法律，但是他们始终肩负着运用其所掌握的知识对法进行改造的使命，以实现法治的理想。[25]邓正来：《法学研究中的学术传统、学术批判、问题意识与学术研究的层面》，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总第13辑，第1页。

[28][德]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17]一个国家要真正实现法治，固然离不开政治家的智慧，但更离不开法学家的作用。

法学家只有通过不懈学习，锐意改革，才能获得研究灵感，找到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39]中国的法学研究面临变革，法学家应成为这种改革的主力。

  出处:《法学评论》2009年第3期 进入专题： 法学家 。后来，大陆法系法典编纂的任务也主要是由法学家完成的。[48]强世功：《法律人的城邦》，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26页。法学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其秉性在于传承人类法制文明，探索法律世界，秉持正义立场。[11]古罗马法学家就是密切关注他们国家的社会现实，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典范。[32]但是，当下的社会虽为现代社会，法治实情却呈现复杂状况，有人将其概括为：法治秩序与礼治秩序、德治秩序、人治秩序、宗法秩序等组成的多元混合秩序。

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法律生活领域正在呈现全球性重构的趋势，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运动已经逐步地而且日益深入地被卷入了全球化进程。[34]钱弘道：《中国法学何处去》，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6 -37页。

[6]有学者将我国的法学家分为四种：政策注释型、立法参与型、价值批判型和知识学术型。法学家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们的人格，在于他们所具有的一种为社会所崇尚的品格，这就是正义精神和理性精神。

法学家是法学研究的重要主体，他们为中国的法学研究做出了一定的成就。[43]邓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意义与两种反思》，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3期。

法学家参与立法、司法和法律教育等活动，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学说，将影响一批又一批的法律从业者或法律学人，从而推动法制不断进步。[4][意]桑德罗·斯奇巴尼：《法学家：法的创立者》，薛军译，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3期。[44]陈兴良：《法治的使命》，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48页。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法学研究必须冲破传统的研究范式，实行变革。

[26]不难判断，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法律实践已对中国传统法学提出了挑战。[52]全球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并且对法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决定了我们的法学研究。并且，法学家甚或法学从业者可能具备的比较优势是具有较为强烈的和健全的平衡意识，面对纷纭社会利益的冲突和错综价值理想的张力，他们可能会充盈现实主义的平衡意识甚至衡平能力来落实价值理想。

[20]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2nd. Enlarged Ed.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P.175. [21]汤唯：《创建中国法学流派的主客观条件》，载《法学》2005年第12期。在特定层面上，法治是一种超现实的理念和和谐的状态，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和扬弃的动态过程，勾勒和评判法治过程是法学家们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10]王卫国：《论法学家的人格》，载《民主与法制》1998年第1期。[50]从法学家层面，他们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影响更深、作用更大，正如韦伯所言，在欧洲大陆，法学家对这个大陆的整个政治结构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实现法治的前提是法制，健全的法制需要法学家的积极参与，现代法制的建设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政治的力量，也有赖于学术的质量。[43] 从一定的意义上来看，经济全球化是以本国法律向国际社会通行作法接轨为工具和载体的，这自然而然地会深刻影响到法学知识的内容。

[48] 当下的法学研究，法学家应以全球视角、冷静态度和客观标准思考种种社会现象及理论流向。[6] 法学家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引领时代潮流，创新社会意识，成为法学研究领域的楷模，这也是古今中外社会民众所共认的法学家的特质。

[15]法学家的活动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特殊的并且有严格限制的介入。[25]对于这种断言，中国的法学家肯定接受不了。

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差异，法治的道路也充满着艰难曲折，这一切对法学家提出了挑战，法学家应以积极的态度和坚毅的精神去追求法治文明的实现。邓正来教授认为，中国法学研究在过去30年当中主要是通过移植西方既有的理论，包括西方的概念工具、分析框架甚或西方的问题来发展中国法学的。